2023年6月12日，两位工程师在坦桑尼亚姆万扎省布斯韦卢供水项目高位蓄水池旁交流（新华社/图）

淘金梦常在，“应届生去非洲”正在成为一种选项，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关注，询问留言越垒越多。

(资料图)

去国外打工，原来更多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淘金”途径，以和亲人分离为代价，往往能换取数倍于国内同等岗位的报酬。现在，这样一群接受过高等教育、缺乏工作经验的应届生，把第一份工作瞄准了非洲外派。

追求更高薪水是当下普遍的表达，以外派补贴为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补贴标准不同，政局相对不稳定、生活环境相对恶劣、安全风险更高的一些非洲地区，反因“高补贴”受青睐。长远来看，一些外派工在开拓新市场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快的职业成长，随之而来的是远方的孤独和脱节感。

只用了一天，2022届毕业生王阳就确定了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去一家基建类央企的非洲外派岗做市场营销工作。不同于其他公司的几轮面试，这家公司的校招流程走得飞快，上午宣讲，中午面试，当场出结果，马上签三方。

王阳觉得自己运气好，这么顺利就签下了央企的高薪工作，宣讲会上公司给出的外派岗工资到手能有一万多，远高于王阳在国内类似岗位同学的收入。

去非洲，王阳一个人做了决定，没和家里人商量。毕业时，父亲说，“当年你就没听我的，现在你想干嘛就干嘛，别指望我帮你。”

当年指的是四年前。王阳老家在湖南的一个县城，家人多从医。高考后，哥哥推荐他去读老家县城的一个医疗编的委培，以他当时的高考成绩，只要他肯签字，就能在后续顺利“有编”。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18岁的的王阳不愿意过，拒签。爸爸硬要王阳签。快到志愿提交截止时间，王阳给爸爸看自己的志愿，只填了一个黑龙江的农业学校。用乱填志愿作威胁，爸爸最终妥协，“好好填志愿，（委培）合同不想签就不签了。”

“那会儿年轻气盛，感觉什么都能做，不行就回来。”王阳自述去非洲单纯是为了好玩，从小家里管得严，就想离家远一点，干脆出国，“出国之后没人管，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和王阳纯粹为了好玩不同，钟鹿的外派更多是接过生活的重担。她今年27岁，2018年英语专业本科毕业，也是大学一毕业就去了非洲，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工程援助项目做英语翻译。钟鹿是单亲家庭，妈妈没有正式工作，弟弟马上要上大学，养家的担子就落在刚毕业的她头上。普通二本毕业，留在国内每月只能拿到三四千的工资，去非洲可以月薪上万。钟鹿的目标很清晰——就是去非洲挣钱养家。

林为是更早外派非洲的应届生，他出生于1985年，2011年从国内一所知名院校哲学系毕业后，进了一家有国资委背景的企业。他是看中有外派机会进的公司，工作一年后，他就被外派到非洲。那是一家大型家电企业，去非洲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林为脑海中预想的工作是国际贸易，在社交网络并不发达的时候，他没有太具体的设想，只能用“高大上”、“在办公室里穿着西装和老外打交道”这样的描述来回忆当时的选择。当然，薪水高是最重要的，他不忘补充。

新一代应届生里，张涛同样是冲着非洲的高薪去的。接受采访的去非洲应届生中，张涛最满意自己的收入，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更高的生活品质。2023年8月，24岁的张涛花了10万人民币在南非全款买下人生第一辆车，二手的奥迪A4，车况很新，完全“靠自己努力”买的。

王阳在所住的酒店顶楼拍下的几内亚（受访者提供/图）

2021年大学一毕业，他就去了尼日利亚一家电子行业的外贸公司做区域经理。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那份工作给张涛带来的回报是每个月约人民币18000元的收入。两年过去，他攒下一笔不小的存款。然后换了一份工作，工作内容类似，涨薪30%，驻地变成了南非。

外派非洲的高薪资中很大一部分由“驻外补贴”构成，这项补贴不是白拿的，在非洲工作，个人的安全和健康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2013年，林为第一次外派，可选择中东、非洲区域。他申请去了西非的尼日利亚，相应的外派补贴高，一天能有70-80美金。后来，他辗转换过几家公司，在非洲多国生活多年。

在林为眼中，外派补贴的高低，很多公司最大的考量因素是危险系数。10年前，很多公司的驻外补贴标准没那么规范，可能欧洲一天给30美金；北非比较稳定，50美金；西非政局动荡，70-80美金级别。就补贴而言，业务方面的考量不多，主要是看当地的社会治安、政局及疟疾、埃博拉等风险。这些每个人谈起来都会害怕的因素，也成为外派补贴高的合理依据。

相比于中国国内，非洲一些地区治安环境较差，多位外派非洲的应届生这样描述。安全起见，外派到非洲工作的中国人一般不被允许自由出行，大部分人的生活轨迹是公司、宿舍之间的两点一线。

一毕业就外派的钟鹿，平时在埃塞俄比亚城市阿达玛（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约80公里）郊外的工地工作生活，几乎从不外出。辞职回国前几天，钟鹿去首都办手续，当晚睡在公司宿舍，半夜两点突然被枪声惊醒，紧接着就听到一片混乱的脚步声、砸门声，马上有同事开始尖叫。钟鹿吓得脑子一片空白，她知道出事了。房间的锁是坏的，柜子和床她挪不动，门堵不住，没有地方可藏。

抢劫很快结束，劫匪准确地找到了保险柜所在的地方，拿钱就走，已经是“万幸”。后面两个晚上，钟鹿都睡得不安稳，做了几个噩梦。

王阳遭遇的是另外一种风险。那笔每个月“一万多的高薪”要按季度发放，他在几内亚的第五个月才收到第一个季度的工资，而且每个月并没有达到一万——“一万多”是公司宣讲时玩的文字游戏，岗位工资（国内）是5000元人民币，驻外补贴7000元人民币，让学生们自己加起来算。后来王阳才知道国外的岗位工资和国内不一样，只有1100元人民币。此前的五个月他靠向朋友借款度日。

外派工作者都会面临相似的处境，今年32岁的罗飞正在外派俄罗斯的第六年。他读的专业是俄语，本科和研究生均有在俄罗斯学习的经历，生活和文化的差异似乎不是障碍。

在俄罗斯，他的收入较之前在国内发展多出数倍。罗飞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类似的收入差异，在普通岗位可能是2-3倍，更高级别的职位差别更大，这也是外派的驱动力，“很少有人外派是因为喜欢在国外工作。如果是那样，可能读书时就出去了，或者直接在国外的企业工作，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在中国公司做外派工，收入提升是很大的原因。”

对于这类人来说，“没有人想一辈子待在国外”，罗飞坦言，在国外待久了会跟国内脱节。他和公司外派不同国家、地区的同事有接触，比较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应届生没有在总部锻炼过，一毕业就外派非洲的多是小语种翻译类专业，考虑到待在外面的发展前景和生活质量，结果往往让人丧气。

在罗飞和他的同学们中，有外派背景的往往结婚更晚、结婚率更低。他的切身感受是：大家在心态上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在国外认识可交往对象的机会也相对较少。

王阳很快离开了非洲，不到半年他就回国了。

带着“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体验态度，王阳遭遇了十分不合理的被迫加班。每个月的加班费是固定的一千多元人民币，更多的加班时间并不能获得额外的加班费。标准的工作时长是早上7点半到下午6点（中午有两个半小时的午休），但他基本没有准点下班的时候，忙的时候要加班到凌晨四五点。而且还不能请假——因为人少，岗位离不开人。

2022年10月底，王阳在非洲的第四个月，他感染了新冠。那次感染，王阳烧到了40℃，“天灵盖像被人掀开了。”

躺在床上，王阳觉得自己实在待不下去，想回家。病快好的时候，王阳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讲到一半妈妈突然松了口，“想回来就回来，又不是家里帮不了你，不让你回来。”那一刻王阳感觉有点崩溃，“硬撑着和家里对抗了这么久，最后撑不下去了父母还是支持我。”

张涛的情况比王阳更严重，他同时感染了新冠和疟疾，在宾馆的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差点上了呼吸机”。头晕、呼吸短促、喘不上气、胸闷、浑身无力、嗓子像被刀割、高烧39℃，所有的症状一起发作。有几个晚上，张涛已经开始思考遗书该怎么写。当地没有国内这般“发达”的外卖系统，张涛只能打电话给外面的朋友，帮他买泡面和零食。感觉自己快死了的时候，张涛也想过回国，但“感谢上天，幸好挺过来了”。病好之后，他还是想待在非洲，“年轻就得赚钱，没办法，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回国之后找工作也很难的。”

王阳在厨房拍下的螃蟹。几内亚近海污染严重，他吃当地的海鲜会拉肚子（受访者提供/图）

和国内过来的外派工不同，尽管当地经济不发达，本地人却不流行加班文化。据林为驻非洲多年的观察，当地人再没钱，也要5点准时下班，“哪怕没钱吃饭，给加班工资，人家也不去。”准点下班是原则问题，工作之外的时间给他们打电话，极大可能是不接的。

在钟鹿眼里，埃塞俄比亚当地人生活节奏很慢。在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让二本毕业生钟鹿感到局促。而非洲是另一个世界：“没人跟你比，谁是名牌大学毕业，谁家条件怎么样，都是一份平常心挣一份工资。”当地人活在当下，没钱了就找带他们的中国工长借钱，用了再说，月底再从工资里抵扣。一般发工资的时候，是由工长发现金，工长直接把之前借出的钱扣掉，把剩下的钱发给他们。

结束外派，辞职回国，钟鹿没有选择立即工作，她休息了一年。刚回广州的时候，看到地铁站里拥挤的人潮，钟鹿感到恍惚，不知怎的，人群让她害怕。从极度的安静回到极度的热闹，钟鹿在热闹中有种抽离感，她怀疑自己不属于这里，是从另一个世界闯入的。

热闹的网络世界扑面而来，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闻、热搜、社会事件，海量的信息向她砸来。在非洲的两年，钟鹿在没有网络的工地上几乎“与世隔绝”，每天只能和天上的星星作伴。她几乎同这个信息时代脱轨了，“（那段时间）可以想象成回到了上个世纪，前信息时代。”

钟鹿高估了这段非洲履历的含金量。刚回国找工作时，钟鹿挑着“大厂”投简历，没有任何回音。回国后面试的第一家公司，给钟鹿开的工资是4000块，税前。

“我以为我的月薪还能保持在上万，我从国外回来，不可能找几千块的工作。”最后她屈服于一份6000元的工作，她终于明白，“不要觉得去非洲是给你的职业生涯镀金，其实对国内的就业没有任何帮助。这只能证明你很勇敢。回来后你没有任何人脉资源，没有任何行业经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张涛和当地员工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张涛生病期间吃的“难以下咽”的饭菜（受访者提供/图）

和她同届毕业留在国内工作的同学，一些人凭借着四五年的积累已经走上管理岗位。现在的工作中，带钟鹿的“上司”是一个比她小几岁的年轻人，人家已经在这个岗位工作了一年，资历更深。

收入减半，从新人做起，“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落差感？”钟鹿身边的很多人在非洲一待就是十几二十年，就是接受不了这样的落差。“在非洲你月入上万，有钱；你是当地人的雇主，地位高。回国你拿不到这么高的工资，你只是一个任人差遣的螺丝钉，你要跟国内的人一起竞争一起‘卷’。”

去非洲两年，钟鹿要养家，没存下什么钱。当年一起去的同事有些已经靠这笔钱在国内付了房子的首付。她现在广州，拿着7000块的工资做一份策划的工作，她希望未来工资能高一点，能在广州稳定下来，“最好能有一套自己的小房子，在城中村也没关系。”

在尼日利亚的第二年，张涛被派到一个新的城市哈科特港，上一任管理者遗留下了一些问题。张涛回忆，他刚到任时去拜访客户，直接被赶出门，不愿意再接受他们公司的产品。为了缓和关系，他请客户吃饭，吃完饭和客户拍照，过几天把这张照片冲印装裱好，送到客户的办公室，“先交朋友。”关系缓和之后再谈业务，“你手上老品很多没问题，新品的市场优势是什么，跟客户讲清楚。或者我们可以投入一些礼品，或者你直接降价，降价的钱我们品牌方出。都是生意人、明白人，把利害关系梳理清楚，商业的闭环就连接起来了。”

讲到这些，张涛可以给到非常多的细节。在非洲，有这样广阔的空间让他施展，这是高薪之外吸引他去非洲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他换了工作却没离开非洲。

钟鹿受邀参加埃塞俄比亚当地人的节日聚会（受访者提供/图）

2023年，张涛来到南非，开始了新的工作。他希望能趁年轻好好努力，最大的愿望就是赚钱，早日实现财务自由回国买房买车结婚生子，“我也不可能一直待在国外。”张涛现在看得很开，他能接触到身价上亿的大老板，也每天都能看到饭都吃不起的贫民，“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没什么不公平的。不要抱怨，要奋斗。”

半年的非洲之行给王阳带来了变化，出国前“天不怕地不怕”，现在他做任何事都会权衡考量。他开始期待进入体制内，“漂泊以后才知道稳定的重要。”回国后这半年，王阳一直在备战考编。

驻非多年的林为不久前刚回国，他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出生，想把更多时间留出来陪伴家庭，工作依旧跟国际贸易相关。他回忆，以前非洲有些地区很排斥中国品牌，甚至认为“made in china”是质量差、便宜货。

他们这些外派的中国人，一直在非洲传递中国货的品牌观念。2008年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后，中国货的品牌声誉在非洲越来越好。现在当地很多人慢慢接受了“中国品牌”物美价廉的概念，这是时间带来的价值。

林为形容在非洲的那段日子为从零开始，“无中生有”地去开拓一个新市场。和欧美发达市场不同，外派在非洲，一开始没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是要自己想。

他回忆，自己当时手上什么都没有，甚至产品都没有，只有一个PPT。林为拿着PPT去和当地经销商算账，告诉对方能赚多少钱。货拉过来之后，没客户怎么办？他又在当地招聘销售经理和分销商，自己拉起销售团队去卖，找当地人做推广。“在非洲那样的市场，人会变成全能选手。货到了、压在仓库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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